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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于 2021年3月13日 被检测为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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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：姚全兴。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现在，我齿摇发白，垂垂老矣，不免追怀往事。回顾我过去闯下的“文祸”，无怨无悔，虽然吃了许多苦头，但自身经过磨难也长进了不少。
文祸——我评姚文元的评《海瑞罢官》文章
姚全兴 | 文
整整四十多年过去，多少往事消失了，但有一件事消失不掉，那就是我记忆犹新、刻骨铭心的当年我闯下的“文祸”——我评姚文元的评《海瑞罢官》文章。
1965年11月10日，在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中，姚文元在《文汇报》上抛出了奇文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引起社会轰动，人们议论纷纷。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历史，20多岁，血气方刚，且又书生气十足，一看到这篇文章就义愤填膺。
我想姚文元也太霸道，太不讲理了，学术问题干吗上线上纲，说什么“看来，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，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‘救星’，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”，说吴晗“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”，“海瑞孤零零一个人，从经济到政治，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”等等。这种血口喷人的话，存心把历史上的“清官”和现实中的“阶级斗争”、“路线斗争”挂起钩来，岂不是把历史学家吴晗置于死地吗？用一句姚文元们整人时的习惯语言来说，不正是“用心何其毒也”？
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，报纸上的宣传话语说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还说“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”。学校里的教师实际上和学生一样蒙在鼓里，哪知道高层组织和抛出姚文元的文章是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序幕，说吴晗未必错，姚文元也未必对，读历史的人要关心学术问题，大家可以参与讨论。既然如此，我这个平时好动笔的初生牛犊也就不怕虎，想发发言了。
当时我一介书生，确实十分单纯，虽然读历史，却又爱好美学，总以为天地之间有假、恶、丑，也有真、善、美，真理在我，何惧之有，有什么不敢讲的？
记得一天下午，我在上海图书馆静静的阅览室里，埋头写驳斥姚文元文章。本来我预备写一万字的长篇大论，好好吐一吐胸中的郁闷之气，后来写了3500多字，一看不算短了才罢手。题目是《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》，副题是“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”。
文章一开头就说：“我感到作者在文章中所树立的旗帜是鲜明的，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错误的。”我指出，姚文元认为写了“清官”的历史剧就是“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、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”，这是“随心所欲地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拉在一起，进行机械的类比”。我还指出，姚文元认为剧本写了“退田”、“平冤狱”，也就是要我们学习“退田”、“平冤狱”，“这种毫无原则的引伸，我认为特别需要澄清。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来进行文艺评论，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，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？”
当然，我的文章不是意气用事，主要是以学术观点批驳姚文元的。例如我认为是否构成“清官”“好官”的条件之一，是看“他们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好的，还是坏的。如果一个官吏一生的好行为比较多，对当时人民生活有过一定好处，对整个社会生产起过一定促进作用，并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比较好的，那么他就是‘清官’‘好官’，否则就是‘贪官’‘坏官’”。这段话，后来被引用到1966年4月28日《文汇报》的《关于“清官”问题讨论简介》中去，跟周谷城、谭其骧、李平心等老先生的观点并立在一起，说明我虽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，但还是从学术角度参与讨论的。
“我不想用姚文元同志评论《海瑞罢官》的方法来评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。我只想指出，这种评价方法不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是不易掌握的，尤其不易一贯坚持。姚文元同志就是用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，以至在鲜明的旗帜下产生了基本上是错误的结论。看来是矛盾，然而是事实！”——这是我文章中尖锐的结论。
今天看来，我文章中说的“一分为二”观点也是值得研究的。因为历史上的人和事很复杂，包含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道德等综合因素，很难“一分为二”地评价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方法。但是在当时，“一分为二”的观点还是比较正确的，我以此来抨击姚文元的歪论，有一定的杀伤力。
文章写好后，我真有一吐为快的感觉，毅然决然地寄给了北京的《光明日报》。
10天以后的12月16日，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，有同学说在昨天的《光明日报》上，看到我的评姚文元的文章。我不太相信，怎么这样快呀？我到邮局买了一张报纸一看，好家伙，差不多占了半个版面。
这种“明目张胆”的“反面”文章当时寥寥无几，而且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是第一篇，可以说是紧接着姚文元的文章而发的。于是我的头脑立即“嗡”的一声，飞快地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——捅了姚文元这红得发紫的马蜂窝，不是闯下了“文祸”？这还得了！
然而我竟很快坦然起来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因为我想，尽管我是一个小人物，也有发言的权利。再说报纸上不是讲“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”吗？我仗义执言，有理走遍天下，何必惶恐不安？
然而，当时哪里有什么“真理”可言，“平等”可言，哪里真有什么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。没过多久我就被迫上台交代自己的“严重问题”了，搜肠刮肚地往自己脸上抹黑。接着，“你为什么写这种文章？”“你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？”“你的思想根源是什么？“你站在什么立场什么路线上？”……一个个责问火辣辣的，来势汹汹，像一颗颗炮弹对我狂轰滥炸，叫我躲避不及，难于招架。
到这时候，我终于明白自己经从“学术讨论”的幌子，进入“引蛇出洞”的圈套，将要成为“革命对象”，被打入另册了。
果然，几个月后全国上下一片混乱，到处是百花雕零、万马齐喑的景象。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，除了要打倒什么当权派，还要打倒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。由于我爱好美学，常和中文系的一位老教授切磋学问，他赏识我，常在同学面前说我读书用功，甚至在课堂上说我很有才气，很有前途。现在糟了，造反派把他夸奖我的话和我写的评姚文元文章联系在一起，成为运动的活靶子，免不了“批倒批臭”。校园里很快出现了批判他的大字报，说他是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，利用一个反动学生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进攻，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“用心何其毒也”等等。
从此，我“穿上了小鞋”，成为戴罪之人，等着造反派对我“秋后算帐”。不用说，“革命”已没有我的份，同学们都“停课闹革命”了，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，不能“乱说乱动”。我想也好，就埋下头来，看了不少过去从旧书店买来的书，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，觉得自己比从前充实多了——这也许是“坏事变好事”吧？
2、
但读书有时读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心静不下来，忐忑不安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到北京去一次，找《光明日报》问个清楚，我到底算犯了什么罪？
到了北京，《光明日报》派人接待，对我说：你犯了严重错误，态度必须端正，今后要吸取教训，但由于你是学生，“十六条”（指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）指出，学生说错话是认识问题，深刻检查，狠触灵魂，思想包袱不要太重。
我一听，心里顿时落下一块石头。这么说我还不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。但为什么学校里的造反队要对我“秋后算帐”呢？真的由于我是学生，会把我的文章看作“认识问题”吗？我还是吃不准。
不过这次北京我没白来。我去了热火朝天的北京大学，只见那里大字报、大标语贴了个铺天盖地，看得我眼花缭乱，晕头转向。我只被“彻底批判”朱光潜的大字报吸引，因为他是我心仪已久的美学大师，很早就自学过他写的《文艺心理学》、《诗论》、《谈美》等著作。现在面对污蔑、攻击他的大字报，我真想不通。我到北京大学本来想去拜访朱先生，可他的处境如此恶劣，能找到他吗？
就在此时，我踽踽独行，走进一个厕所，看到一个老头，矮矮的个子，白白的头发，炯炯的目光，拿着长长的扫帚在扫地。我觉得这老头有些面熟，像谁？……想起来了，像一本美学书里照片上的朱光潜！
我走近一看，只见他手臂上带着一个黑袖章，上面写着“历史反革命朱光潜”几个白字。果然是他！我喜出望外。
他见我注视他，也看看我，但仅此而已，不可能说什么话，因为随时都有红卫兵进来的可能。虽然这样，我还是在默默的对视中领悟现实社会黑白颠倒、是非混淆，朱先生遭到厄远是可以理解的。一生研究真、善、美的美学大师尚且如此，我这个无名小辈飞来“文祸”又算什么？
3、
家里经济困难，为生活所迫，我呆不下去了，就到街道劳动调配站苦苦要求工作，总算把我分到一家化学纤维厂当打包工。
因为我有案在身，即使夹着尾巴做人也没有好果子吃。没有多久，厂里到处贴上“姚全兴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罪该万死”、“姚全兴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死路一条”、“揪出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黑帮分子姚全兴”之类的大标语。造反队召开了轰轰烈烈的“彻底批判姚全兴大毒草大会”，叫我上台低头认罪，还让几个老工人批判我，说什么要是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诡计得逞，工人阶级就要吃二遍苦，他们这些老工人就要遭二遍罪。
我听了哭笑不得，又胆战心惊，难道我真成了罪大恶极、永世不得翻身的人了？我只听到大喊大叫的口号声此起彼伏，只看到握紧拳头的手臂忽上忽下。此时此刻，我真是欲言无声，欲哭无泪……
虽然如此，我一有空，就披着又脏又破的工作棉袄，蜷缩在打包机的后面，偷偷地看书，在书中忘却痛苦，摆脱烦恼。后来不幸被厂里的头头发现了，为了“以毒攻毒”，用调动工作岗位名义，勒令我去切断机做生活。那里扑鼻而来的二硫化碳，散发出一阵阵热气腾腾的臭皮蛋味，我还是去了。我不能不去，因为我是被人看成是一肚子“坏水”的另类，要脱胎换骨、彻底改造的“臭老九”，不去不行。
我这个被损害被侮辱的人，就这样在厂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熬下去。然而，正像当时批判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时经常用的那句话一样，我“人还在，心不死”，一心还在追求真、善、美。所以当厂里的老师傅见我可怜，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，我结了婚后，还是一下班，看我的书，写我的字。虽然妻子说我“瞎子点灯白费蜡，竹篮打水一场空”，我依然我行我素。尽管我“躲在小楼成一统”，似乎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自得其乐，忘乎所以，但有谁知道我的心在悄悄地滴血，滴血……
4、
就是在今天，我眼前常常会浮现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令我无限感慨。特别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当年任人宰割的可怕情景，会闯入梦中，使我惊醒后一身冷汗，唏嘘不已……
十多年后，这样的日子总算一去不复返了。1978年，整个社会拨乱反正，不久《光明日报》发文要给我平反，我终于看到了春天的曙光。
有关方面认为我是个人才，为了让我学有所用，发挥我的专长，就推荐我到恢复不久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。我先随汤志钧先生治中国近代史，后随唐振常先生治上海史。后来由于我对美学心有独钟，就转到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工作，就此我如愿以偿，以研究真、善、美为终身事业了。
现在，我齿摇发白，垂垂老矣，不免追怀往事。回顾我过去闯下的“文祸”，无怨无悔，虽然吃了许多苦头，但自身经过磨难也长进了不少。当年所谓的《海瑞罢官》和“清官”问题讨论早就过去了，但它留下的阴影和伤痕并没有全部过去，因为它对历史和现实的负面作用太大了，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伤害太大了。不消除它的负面作用和伤害，难以建设和谐社会，也不能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。总之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；前车之覆，不能不鉴。
“一半烟火以谋生，一半诗意以谋爱。” 点击文末“阅读原文”，进入安然以待的茶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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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事儿（67）|| 姚全兴: 当年我闯下的“文祸”
现在，我齿摇发白，垂垂老矣，不免追怀往事。回顾我过去闯下的“文祸”，无怨无悔，虽然吃了许多苦头，但自身经过磨难也长进了不少。
1、
1965年11月10日，在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中，姚文元在《文汇报》上抛出了奇文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引起社会轰动，人们议论纷纷。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历史，20多岁，血气方刚，且又书生气十足，一看到这篇文章就义愤填膺。
我想姚文元也太霸道，太不讲理了，学术问题干吗上线上纲，说什么“看来，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，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‘救星’，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”，说吴晗“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”，“海瑞孤零零一个人，从经济到政治，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”等等。这种血口喷人的话，存心把历史上的“清官”和现实中的“阶级斗争”、“路线斗争”挂起钩来，岂不是把历史学家吴晗置于死地吗？用一句姚文元们整人时的习惯语言来说，不正是“用心何其毒也”？
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，报纸上的宣传话语说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还说“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”。学校里的教师实际上和学生一样蒙在鼓里，哪知道高层组织和抛出姚文元的文章是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序幕，说吴晗未必错，姚文元也未必对，读历史的人要关心学术问题，大家可以参与讨论。既然如此，我这个平时好动笔的初生牛犊也就不怕虎，想发发言了。
当时我一介书生，确实十分单纯，虽然读历史，却又爱好美学，总以为天地之间有假、恶、丑，也有真、善、美，真理在我，何惧之有，有什么不敢讲的？
记得一天下午，我在上海图书馆静静的阅览室里，埋头写驳斥姚文元文章。本来我预备写一万字的长篇大论，好好吐一吐胸中的郁闷之气，后来写了3500多字，一看不算短了才罢手。题目是《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》，副题是“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”。
文章一开头就说：“我感到作者在文章中所树立的旗帜是鲜明的，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错误的。”我指出，姚文元认为写了“清官”的历史剧就是“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、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”，这是“随心所欲地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拉在一起，进行机械的类比”。我还指出，姚文元认为剧本写了“退田”、“平冤狱”，也就是要我们学习“退田”、“平冤狱”，“这种毫无原则的引伸，我认为特别需要澄清。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来进行文艺评论，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，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？”
当然，我的文章不是意气用事，主要是以学术观点批驳姚文元的。例如我认为是否构成“清官”“好官”的条件之一，是看“他们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好的，还是坏的。如果一个官吏一生的好行为比较多，对当时人民生活有过一定好处，对整个社会生产起过一定促进作用，并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是比较好的，那么他就是‘清官’‘好官’，否则就是‘贪官’‘坏官’”。这段话，后来被引用到1966年4月28日《文汇报》的《关于“清官”问题讨论简介》中去，跟周谷城、谭其骧、李平心等老先生的观点并立在一起，说明我虽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，但还是从学术角度参与讨论的。
“我不想用姚文元同志评论《海瑞罢官》的方法来评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。我只想指出，这种评价方法不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是不易掌握的，尤其不易一贯坚持。姚文元同志就是用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，以至在鲜明的旗帜下产生了基本上是错误的结论。看来是矛盾，然而是事实！”——这是我文章中尖锐的结论。
今天看来，我文章中说的“一分为二”观点也是值得研究的。因为历史上的人和事很复杂，包含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道德等综合因素，很难“一分为二”地评价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方法。但是在当时，“一分为二”的观点还是比较正确的，我以此来抨击姚文元的歪论，有一定的杀伤力。
文章写好后，我真有一吐为快的感觉，毅然决然地寄给了北京的《光明日报》。
10天以后的12月16日，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，有同学说在昨天的《光明日报》上，看到我的评姚文元的文章。我不太相信，怎么这样快呀？我到邮局买了一张报纸一看，好家伙，差不多占了半个版面。
这种“明目张胆”的“反面”文章当时寥寥无几，而且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是第一篇，可以说是紧接着姚文元的文章而发的。于是我的头脑立即“嗡”的一声，飞快地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——捅了姚文元这红得发紫的马蜂窝，不是闯下了“文祸”？这还得了！
然而我竟很快坦然起来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因为我想，尽管我是一个小人物，也有发言的权利。再说报纸上不是讲“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”吗？我仗义执言，有理走遍天下，何必惶恐不安？
然而，当时哪里有什么“真理”可言，“平等”可言，哪里真有什么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。没过多久我就被迫上台交代自己的“严重问题”了，搜肠刮肚地往自己脸上抹黑。接着，“你为什么写这种文章？”“你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？”“你的思想根源是什么？“你站在什么立场什么路线上？”……一个个责问火辣辣的，来势汹汹，像一颗颗炮弹对我狂轰滥炸，叫我躲避不及，难于招架。
到这时候，我终于明白自己经从“学术讨论”的幌子，进入“引蛇出洞”的圈套，将要成为“革命对象”，被打入另册了。
果然，几个月后全国上下一片混乱，到处是百花雕零、万马齐喑的景象。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，除了要打倒什么当权派，还要打倒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。由于我爱好美学，常和中文系的一位老教授切磋学问，他赏识我，常在同学面前说我读书用功，甚至在课堂上说我很有才气，很有前途。现在糟了，造反派把他夸奖我的话和我写的评姚文元文章联系在一起，成为运动的活靶子，免不了“批倒批臭”。校园里很快出现了批判他的大字报，说他是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，利用一个反动学生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进攻，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“用心何其毒也”等等。
从此，我“穿上了小鞋”，成为戴罪之人，等着造反派对我“秋后算帐”。不用说，“革命”已没有我的份，同学们都“停课闹革命”了，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，不能“乱说乱动”。我想也好，就埋下头来，看了不少过去从旧书店买来的书，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，觉得自己比从前充实多了——这也许是“坏事变好事”吧？
2、
但读书有时读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心静不下来，忐忑不安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到北京去一次，找《光明日报》问个清楚，我到底算犯了什么罪？
到了北京，《光明日报》派人接待，对我说：你犯了严重错误，态度必须端正，今后要吸取教训，但由于你是学生，“十六条”（指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）指出，学生说错话是认识问题，深刻检查，狠触灵魂，思想包袱不要太重。
我一听，心里顿时落下一块石头。这么说我还不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。但为什么学校里的造反队要对我“秋后算帐”呢？真的由于我是学生，会把我的文章看作“认识问题”吗？我还是吃不准。
不过这次北京我没白来。我去了热火朝天的北京大学，只见那里大字报、大标语贴了个铺天盖地，看得我眼花缭乱，晕头转向。我只被“彻底批判”朱光潜的大字报吸引，因为他是我心仪已久的美学大师，很早就自学过他写的《文艺心理学》、《诗论》、《谈美》等著作。现在面对污蔑、攻击他的大字报，我真想不通。我到北京大学本来想去拜访朱先生，可他的处境如此恶劣，能找到他吗？
就在此时，我踽踽独行，走进一个厕所，看到一个老头，矮矮的个子，白白的头发，炯炯的目光，拿着长长的扫帚在扫地。我觉得这老头有些面熟，像谁？……想起来了，像一本美学书里照片上的朱光潜！
我走近一看，只见他手臂上带着一个黑袖章，上面写着“历史反革命朱光潜”几个白字。果然是他！我喜出望外。
他见我注视他，也看看我，但仅此而已，不可能说什么话，因为随时都有红卫兵进来的可能。虽然这样，我还是在默默的对视中领悟现实社会黑白颠倒、是非混淆，朱先生遭到厄远是可以理解的。一生研究真、善、美的美学大师尚且如此，我这个无名小辈飞来“文祸”又算什么？
3、
家里经济困难，为生活所迫，我呆不下去了，就到街道劳动调配站苦苦要求工作，总算把我分到一家化学纤维厂当打包工。
因为我有案在身，即使夹着尾巴做人也没有好果子吃。没有多久，厂里到处贴上“姚全兴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罪该万死”、“姚全兴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死路一条”、“揪出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黑帮分子姚全兴”之类的大标语。造反队召开了轰轰烈烈的“彻底批判姚全兴大毒草大会”，叫我上台低头认罪，还让几个老工人批判我，说什么要是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诡计得逞，工人阶级就要吃二遍苦，他们这些老工人就要遭二遍罪。
我听了哭笑不得，又胆战心惊，难道我真成了罪大恶极、永世不得翻身的人了？我只听到大喊大叫的口号声此起彼伏，只看到握紧拳头的手臂忽上忽下。此时此刻，我真是欲言无声，欲哭无泪……
虽然如此，我一有空，就披着又脏又破的工作棉袄，蜷缩在打包机的后面，偷偷地看书，在书中忘却痛苦，摆脱烦恼。后来不幸被厂里的头头发现了，为了“以毒攻毒”，用调动工作岗位名义，勒令我去切断机做生活。那里扑鼻而来的二硫化碳，散发出一阵阵热气腾腾的臭皮蛋味，我还是去了。我不能不去，因为我是被人看成是一肚子“坏水”的另类，要脱胎换骨、彻底改造的“臭老九”，不去不行。
我这个被损害被侮辱的人，就这样在厂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熬下去。然而，正像当时批判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时经常用的那句话一样，我“人还在，心不死”，一心还在追求真、善、美。所以当厂里的老师傅见我可怜，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，我结了婚后，还是一下班，看我的书，写我的字。虽然妻子说我“瞎子点灯白费蜡，竹篮打水一场空”，我依然我行我素。尽管我“躲在小楼成一统”，似乎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自得其乐，忘乎所以，但有谁知道我的心在悄悄地滴血，滴血……
4、
就是在今天，我眼前常常会浮现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令我无限感慨。特别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当年任人宰割的可怕情景，会闯入梦中，使我惊醒后一身冷汗，唏嘘不已……
十多年后，这样的日子总算一去不复返了。1978年，整个社会拨乱反正，不久《光明日报》发文要给我平反，我终于看到了春天的曙光。
有关方面认为我是个人才，为了让我学有所用，发挥我的专长，就推荐我到恢复不久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。我先随汤志钧先生治中国近代史，后随唐振常先生治上海史。后来由于我对美学心有独钟，就转到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工作，就此我如愿以偿，以研究真、善、美为终身事业了。
现在，我齿摇发白，垂垂老矣，不免追怀往事。回顾我过去闯下的“文祸”，无怨无悔，虽然吃了许多苦头，但自身经过磨难也长进了不少。当年所谓的《海瑞罢官》和“清官”问题讨论早就过去了，但它留下的阴影和伤痕并没有全部过去，因为它对历史和现实的负面作用太大了，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伤害太大了。不消除它的负面作用和伤害，难以建设和谐社会，也不能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。总之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；前车之覆，不能不鉴。
【作者简介】姚全兴，1942年8月生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（教授），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原上海市美学学会秘书长。专业研究美学美育，并从事文学创作。首创生命美育、儿童文艺心理学、文艺创造学、审美胎教学等新学科。一枚园地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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